本文最初在2018年2月13日发表于Archdaily网站。
多伦多城市有着一段漫长而令人忧虑的发展与空白。最初在密西加沙和英国王室之间签订的买地协定（Toronto Purchase of 1787）的1787年地图上，这个曾经建立过殖民地的地方后来成为多伦多市。这里最初被构想为一块有着清晰边界、亟待开发的空地。或者，按照艺术家路易斯·雅格伯（Luis Jacob）更为恰当的描述：“一无所有，也恰是一页空白，等待着用意志来题写。”200多年过去了，可居住性、价格、租房短缺等问题的增加，催生着垂直方向的产权公寓的发展，这片空地的政治从未有如此凸显过。
第一栋于1960年代晚期建造的产权公寓，作为一种可负担住宅危机的解决方案出现在多伦多。及至1981年，《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颇有预见性地报道道，“在多伦多市区所有空白土地上，最新的产权公寓正在拔地而起。” 《环球邮报》还进一步表达了遗憾：“等到这中间的一座挑战多伦多天际线的壮观的大厦被售出后不久，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就会提上日程了。在1990年代降价30%之后，在21世纪初期，多伦多进入了“产权公寓狂热”式扩张，横贯大多伦多区域，从市中心City Place到学院公园College Park。如今，这些塔楼——由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迭斯特罗（Manuel Alvarez Diestro）拍摄——已经成为了多伦多市中心以及资本驱动发展的代表。
在过去的10年里，在投资对城市肌理的影响上存在着一个转变。以前由类似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和弗兰克·盖里为文化设施扩建的地方，现在已经转变成为豪华居住区。里伯斯金的滨海8号项目（8 Esplanade）和盖里为米尔维什塔（the Mirvish towers）提出的冲突性概念不过衬托出了像福斯特及其合伙人事务所做的The One这样的巨型构筑物。福斯特的项目于2017年9月动工，以“加拿大最高建筑”为名作市场营销。大型的扩张建设，如Sidewalk Labs的智慧城市项目（Smart City），将会占据位于港口地的荒置工业用地，并急速地改变城市滨海区的面貌。在街道上的行走而不遇到一个被迅速建起的地基填满的大坑是几乎不可能的。
在这些豪宅开发之外，限定天际线的单调无聊的玻璃塔的海洋帮助满足了中产居民和租客不断增长的居住需求。城市规划者预估的未来30年的人口增涨大约在25%，而极速的发展与建设质量的衰减所带来的危害也并没有被忽视。“50年以后，这些建筑很可能会成为城市的贫民窟，”多伦多大学建筑科学教授在与CBC的访谈中评论道。玻璃板从像特朗普塔、香格里拉以及其他多层居住建筑上坠落，立刻导致了在渥太华建筑规范中对许可材料的修正，不过才进入第二个10年而已，结构中就已发现了黑霉，令居住者担心不已。
迭斯特罗的照片收录了这种现存的构筑物，特别是这些由协平嘉德（Concord Adex）开发的CityPlace的小区里的瘦高塔楼，以及目前正在扩建的比如31号街区。这些最初由年轻家庭、专业工作人员和中产阶级社区占据的前士巴丹拿街场，该地曾经是为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工业扩张而在人工的海岸线之上修建的加拿大铁路线的一部分。20亿美金的开发项目正式地在1997年获取了这块空地，在产权转移到多伦多市的1992年以后，对其进行再开发，成为一块城市的房地产关键区域。从2002年两座被命名为“矩阵”和“矩阵2”的高塔开始，这块地区很快被塔顶的加建、哈利法克斯海景假日酒店、圆柱形和矩型的帕拉德塔充满，还有一座建在士巴丹拿大道和巴瑟斯特街之间的OMA式的天空之桥（在所有之中）也加入了这个区域。
以GO轨道线——环绕着社区提供通勤服务——作为主要结构，结合加德纳高速公路和西部湖岸林荫大道，CityPlace与其说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不如说是一个高耸入云的玻璃与钢铁塔的地区。半完工的混凝土骨架部分被无处不在的玻璃包裹着，使天际线一片凌乱，与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或者乌托邦梦想的普鲁特艾格计划（Pruitt Igoe）也相差无几了。
带着即将修建学校、图书馆、画廊和其他文化设施的期许，年轻的家庭聚集在这片规划的玻璃城中（由Diestro拍摄）。几乎20年过去了，这个规划仍然没有完全实现。8英亩（32374.85平方米）的独木舟着陆公园在2009年竣工启动使用，随后5年，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约克堡分馆启用。该图书馆由总部在多伦多的KPMB建筑事务所设计，地点位于巴瑟斯特街，靠近规划区最西侧。ZAS事务所的独木舟登陆中心、麦克唐纳天主教主教礼拜堂和让·伦布公立学校，计划将在2019年秋天开放，为500名学生、也为其他的急需公共活动提供空间。尽管近些年，该区域已经在设施、零售商店的加建下，在社区组织的迁入后，渐趋成熟，除了隆隆作响、钢筋铁骨和沉重不堪的机器之外，其中许多构筑物仍几乎空着，几乎没有植物或动物能够适应这片区域。
然而，公共生活的缺失远不是这些像CityPlace的垂直住宅规划开发所遇到的唯一的挑战。就像前面提到的，在1960年代，多伦多仍然在提供可支付的住宅方面存在困难，仅能达到1%。小尺度的开发逐渐占据之前的公园地和那些由大部分单一家庭住宅组成的空置地块，但这其中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个8层16个单元位于安纳克斯街区的产权公寓就遭遇了来自这个区域精英阶层居民的反对——从《使女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到食品杂货业大亨小盖伦·韦斯顿——这让作家和评论家都很懊恼。
但这种邻避主义对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中心造成了真实的影响——可负担性越低的城市，越缺乏应对经济增长的能力，以至于表现为贫富两级分化的结果。就像简·雅各布斯曾经阻止巨构开发以保护城市飞地，目前这句“别在我家后院”的口头禅，只会催生城市更加模糊的规划标准，更加令新居住区开发向类似CityPlace这样的位于市中心的垂直街区看齐。《环球邮报》建筑评论员亚历克斯·博齐科维奇（Alex Bozikovic）认为，为了应对城市人口增长的需求，在现存居住区的基础上，新住宅最终依然会填补那些空隙——某人的后院，或者根据规划区规定的转变，在某人的后巷，这些最后剩余的闲置空间里。
当然不再有足够的闲置空地，或者开发提案已经不再限制在居住区上时，开发商就会将现存的地块转变为空地，以期新的扩张。黑白的“开发提案”（Development Proposal）标识就像那些题目展示的塔楼一样无处不在，就像每天在整个城市中与街区一起出现的一样。从城市飞地到历史建筑都被大量摧毁，以一种厚颜无耻的立面主义来保护所谓的“遗产”要素。这些缺乏环境基础的扩张毫不令人惊讶地遭遇了市场的消极反应。在2016年的秋天，一个团体组织在很多地方安装了假“开发提案”标识，来嘲讽这个城市的产权公寓癖：其中，CN塔楼外被安装了一个多层的楼外附建物，以及一个妖冶的住宅被安在威尔·艾尔索普设计的安大略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夏普设计中心上面。一个提案标志——或许是其中最嘲讽的——被安在维尔霍·雷维尔的多伦多市政厅上，设想在空空如也的区域里建造一座由402个住宅单元组成的50层塔楼。
尽管产权公寓化已经成为多伦多文化和建筑身份的决定因素，这些土地的政治对这个城市的规划而言更重要。但，这种缺乏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且，31号街区的本土漫长的历史和迅速发展的生态系统证实：没有一块土地是真正荒置的。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留存下来的，是联系着人工海岸线、填埋河和闪耀的垂直城市的威胁，是一个近乎虚构的将世界变成一片虚无的驱动力。
翻译：庞凌波
